文:王添強 30/7/2020
加拿大藝術節的櫥窗劇場
正如林奕華在香港電台「大學問」節目中所說,香港的問題就是我們未讓土地變得肥沃,就期望結出好果子來。用我個人的理解,就是我們的文化環境,還沒有充分時間去讓大家喜愛藝術之前,馬上期望偉大的藝術作品可以誕生。其實,我們需要時間為文化藝術施肥,年輕人與社區的培養需要時間,才能讓我們擁有偉大文化藝術,這些不是口號,而是策略、技巧與耐性。要改善文化環境,香港在「藝術教育」及「社區藝術」的推廣就變得義無反顧。
「社區劇場」及「教育戲劇」才是當前文化藝術的任務,追求及確立自己是「我們已經是全港最好」的藝術家,在沒有土壤下,一切努力其實是枉費心機,因為就算如何的好,只是揠苗助長,及過眼雲煙。「教育戲劇」文章之後,一起分享一下「社區劇場」。有些說法,認為社區劇場(Community Theatre)應廣義地被納入為「民眾劇場」( People Theatre )的範疇之內,也有指具濃烈社會改革色彩的「社區劇團」就是「民眾劇場」。就讓我們一起探索一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社區劇場」與「民眾劇場」。
社區劇場的五種型態
「社區劇場」是指存在於社區,題材上與當地群組有關,當地居民密切參與互動的一種由下而上的劇場型式,不僅是社區文化的一部分,更扮演著引導地區新觀眾進入表演藝術領域,維持當地劇場生命力的角色。台灣大百科全書描述「社區劇場」分別有四種型態:傳統社區劇場,地方色彩的社區劇團,小型社區劇團,具濃烈社會改革色彩的社區劇團。(陳昱馨 1998)而「具濃烈社會改革色彩的社區劇團」以民眾為中心,強調藉由劇場反映社會問題,和人民苦處的劇場,是否就是「民眾劇場」呢?當然,還再加上莫昭如所説的「推廣性社區劇場」,成了五種「社區劇場」型態。
「傳統社區劇場」就是過去幾百年華人舞台,戲曲結社的傳統,自發性組織,台灣方面多是配合祭祀、節慶組成的業餘表演團體,民眾樂於自發參與演出,自娛、娛人、娛菩薩。香港這方面自發的民間傳統表演藝術團體,以粵曲及京昆曲社最為流行,粵曲比較草根,團體也遍佈全港,社員以夾錢方式請師傅學藝,也出錢、出力共同搞表演,自娛自樂,玩票氣氛濃厚。香港新界鄉郊及離島地區客家、鶴佬舞麒麟、舞貔貅算是由民眾自發的表演,僅存活躍。廟會舞台一般都是請粵劇「大佬倌」演「神功戲」,群眾只參與策劃及籌備工作。而客家、鶴佬、潮州、水上人的傳統說唱及祭祀儀式藝術,如:南音、英歌、山歌、哭喪歌、嘆歌、鹹水歌等等,已經相當凋零,大部分已經算是到了要文化搶救的情況。
「地方色彩的社區劇團」就是一些以地方命名,帶有強烈地方屬性的劇團,台灣方面有新竹玉米田劇團、台中觀點劇坊、台南台南人劇團、高雄南風劇團、台東台東劇團等,都是因為2001年台灣文建會的「社區劇場活動推展計劃」之後,受到推動而開始運作的成果。藝團成員多半來自社區人士,比較樂於到社區演出。屏東貓頭鷹兒童實驗劇團的「黑西裝叔叔」, 故事講一場車禍讓十一歲的小光失去了爸爸,看不見色彩,卻看見了只有瀕死的人才看得到的「黑西裝叔叔」,他給小光三個任務,讓他回到過去,修補受傷的親子關係,化解父子間的衝突,母子間受冷落對立的誤解。取材與一般專業劇團沒有分別,只是參與的演員與觀眾,盡是地地道道的屏東人。
香港方面也曾出現過沙田、觀塘及灣仔劇團,其中沙田在創辦時,在蔡錫昌帶領下是最名副其實的地區劇團,其中「沙角月明火炭約」應該是最道地題材,而且團員在當區招收,當地巡迴演出。而「荃灣青年劇藝社」是地區藝團的另一個響亮名字,當中出過不少劇界精英。可惜,這一切隨著香港劇場專業化發展而退色,現在都剩下來的只是地區文藝協會的一個興趣小組。
「小型社區劇團」會以較小的規模,較明確群眾關心的題材,作為劇團主要特色,台灣方面有台北民生社區的民心劇團、內湖社區的鍋子媽媽劇團、民輝社區的民輝環保劇團、文山社區的老人社區劇團、喜臨門生命劇場、台中頑石劇團、及石岡媽媽劇團等。香港方面,有勞工組織的龍情劇社、亞洲外勞的亞洲外勞劇團,他們用各種的方法,包括傳統演藝來述說她們自己的故事,載歌載舞的演出。無論香港、台灣,都鼓勵群眾參與,共同以表演藝術,爭取自己作為基層的權利,及少數族群的權益。
韓國的婆婆劇團
「具濃烈社會改革色彩的社區劇團」以民眾為中心,強調藉由劇場反映社會問題,和低下層民眾困苦的劇場,主張與環境及小劇場方式結合,走進校園和社區,一般都由藝術家帶領,將劇場還給民眾的劇場。台灣方面有著名的差事劇團,及其後的425環境劇團、江之翠實驗劇團、台南烏鶩社區教育劇場劇團,鐘喬是當中主要推手。劇場探索嚴肅的社會問題,及期望達到社會改革為目標,因此經常與社會改革團體合作。香港方面八十年代初,莫昭如等一眾藝術家創立的「民眾劇社」,九十年代發展成「亞洲民眾戲劇節」,近年更擴展至戲劇以外的藝術範圍成立「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當然還有「好戲量」,以教育為主題的「陰質教育」及眾多旺角街頭及劇場的表演。
「民眾劇場」強調「劇場」屬於民眾的(of the people)、由民眾創作的(by the people)、為民眾而存在的(for the people),其實源自林肯的民主理念,就是民有(of)、民治(by)、民享(for),而當中的民眾是指一直沒有多大社會發言權的低下層群眾,帶有強烈變革欲望的劇場。( 陳菀甄 2016)如此看來,「變革性社區劇場」與「民眾劇場」理念應該十分近似,怎至可以算是一樣。
按莫昭如的說法,香港「社區劇場」有兩種類型,分別是:推廣性及變革性,而「變革性社區劇場」應該與陳昱馨所說的「具濃烈社會改革色彩的社區劇團」是同一類型。唯一與陳昱馨四個類型不同的,應該就是「推廣性社區劇場」,就是進行體制外及社區劇場植苗行動的劇場,例如:明日藝術教育機構2004至05年與孫惠芳合作在深水埗推行,分別為少數族裔、失明人士,更生人士及婦女的戲劇培訓及實驗演出計劃,7A班劇社在灣仔及東九龍的社區藝術計劃。相加起來「社區劇場」,就應該有此五大類型。
「社區劇場」與「民眾劇場」源自六十年代的變革思潮
六十年代是一個全球革新求變的年代,世界各地都有很多關於藝術如何下放權力的思考,特別是有關低下層群眾擁有在舞台發表意見權利的想法。其中,包括1947年創辦的美國生活劇團( The Living Theatre),這個由 Judith Malina 及 Julian Beck 創立的紐約前衛劇團,主張在街道、監獄及非藝術場糾進行表演活動,影響了整個劇場傳統的概念,直接催生了 Joseph Chaikin 創立公開劇團( The Open Theater )及 Peter Schumann 創立的麵包及傀儡劇團 ( Bread and Puppet Theater ),還有受此思潮影響下的三藩市默劇團 ( San Francisco mind troupe ),這些都是關注低下層及社會議題的劇團。「社區劇場」與「民眾劇場」的又光輝、又艱難歲月,開始展露在世人眼前。
亞洲方面,1967年成立的「菲律賓教育劇場協會」(PETA),是一個致力追求為人民發展的劇場。PETA 主力發表菲律賓語言、觀點和精神的原創作品,並處理與觀眾關係密切的議題,並努力培養了藝術家、年輕人、教師,釋放群眾心靈,以藝術進行社會變革的動力,鼓勵菲律賓人民以藝術行動,對抗獨裁專政的文化力量。作為亞洲及世界同行中的先鋒,PETA 成為很多劇團的榜樣,包括日本的黑帳幕劇團。楊慧儀在有關香港民眾劇團先鋒莫昭如的戲劇人生著作「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表示他們爭取的就是「安那其民眾劇團」,「安那其」的詞源可追溯至古希臘文的ἀνἀρχός,指「沒有領導人」的狀態,表示安那其劇團就是「沒有統治者」,「由下而上」而並非「由上而下」的組織,PETA 應該就是「安那其民眾劇團」的典範。
南美方面,巴西戲劇大師波瓦 (Augusto Boal ),受拉丁解放神學及當時劇場思潮的影響,深信劇場藝術是改變社會,及讓低下層人民發聲的渠道,開創表演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劇場,被視為「民眾劇場」的開創性人物之一。七十年代,創立「被壓迫者劇場」,強調人民可以通過劇場進行肢體、思想與心靈的解脫,激發人內在潛能,認清問題,並設法解決,其推動的「論壇劇場」、「隱形劇場」、「新聞劇場」及「欲望彩虹」等,直接或間接影響世界各地「教育戲劇」、「社區劇場」、「民眾劇場」的發展。
當然,另外還有一位影響力很大的歐洲人物 Eugenio Barba ,強調從傳統藝術當中抽取其養分及象徵符號,應用在當今劇場當中,更重要就是他鼓勵藝術家進駐偏遠的城鎮,與當地居民共同尋找題材,並且以藝術發聲表達他們的想法,並且開始以此作為基地,發展出社區劇場及藝術節慶活動,間接使居民的聲音通過大型活動,向外宣講他們的想法,能夠進入社會的主流。這些著名人物不單止創立社區劇場及民眾劇場理念,更直接改變商業及專業劇場對社會的關懷,令主流劇場能夠傾向更反映低下層社會的聲音。
未來社區劇場發展
社會大眾過去對「社區劇場」及「民眾劇場」的負面評價,一般都會指出他們來自民間與群眾,訓練有限,技巧不足,感覺很業餘。另外一個誤會,就是他們會選擇沒有專業文化環境的場地,藝術氛圍不足,效果受到社區噪音的影響,不夠莊重及嚴肅。最大的指控就是「社區劇場」及「民眾劇場」太泛政治化的取向。( 陳菀甄 2016)我們是否能借用過去世界上很多「社區劇場」及「民眾劇場」翹楚的理念,去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參與方法與藝術風格使「民眾劇場」更能進入群眾
Peter Schumann 的「麵包及傀儡劇團」,所用的方法或許可以讓我們借鏡。他們首先通過在紐約州北邊的農場,舉行大木偶製作及表演的訓練,創造一群核心的表演者,以共同分享麵包及逃離城市緊張生活作招徠,吸引大城市社會上層精英、學者、年輕人及一般群眾共同參與,在軸心訓練期間開始,已經消除了他們階層之間的芥蒂。
正式演出時,讓更多群眾當日即興參與,由軸心成員進行訓練及帶領,由於指令簡單,並且大家隱藏在大木偶之內,並需要多人共同協作,創造一種集體玩遊戲及專注力十足的氣氛。因此,所有參加者都會在節目表演當中完全陷入專注、張力的世界。彷彿九十年代初,我參與他們的演出,過程就有一種宗教洗禮般的觸電感覺。我對於當日的表演的情景,至今念念不忘,二十多年後的印象,如昨天一樣。這些參加過演出的人,受到感染,很多都會找機會再回到他們的農場,接受核心訓練,成為軸心成員,一代傳一代,帶領新一代的參加者。如果,有朝一日香港大坑舞火龍,也應用大木偶的參與方法讓全港參與,或許我們就可以有很本地的「社區劇場」。
後來,大木偶帶到明尼阿波里斯市,變成「五月大木偶巡遊」( May Day parade ),今天發展成每年超過百間學校及機構參與,過萬人表演的大型戶外戲劇節慶。一般以環保、尊重大自然及生命為題材,成為全市每年的共同話題與行動,並且吸引遊客到訪。獨特的藝術造型與風格,使街頭與公園比劇場更加吸引,訓練過程教育意義十足,使「社區劇場」不致陷入給人專業不足的看法。由於明尼阿波里斯給每一個參演小單位有個別的表達自由,所以從來都會涉及一些他們共同關心的社會議題,有點像我們長洲太平清醮飄色一樣,過去每個單元都一直是有關注社會的議題,從來沒有人會批評他們泛政治化,反而只覺得他們有社會觸覺及時事話題。
藝術家到訪及駐守社區
Eugenio Barba 推動藝術家進駐城鄉,特別是有特殊風格的藝術家,與當地群眾一起創作關心社區的表演,發掘當地文眾傳統藝術技巧與才能,與藝術家 Cross-Over。他們用嚴肅及認真的態度,使社區及群眾的戲劇變得受人尊重,並且以此作為基地,利用歐陸特殊的各種古舊建築物,空置的農場、磨坊及廣場,進行表演,成為龐大的藝術節慶活動,吸引其他觀眾遠道前來欣賞,不但開創「社區劇場」的發展方向,並且引導藝術節慶傾向創新的方向發展。中國烏鎮藝術節,最初亦以此理論建立,慢慢由於旅遊業的需求,失去了當地民眾,只留下遊客及到訪藝術家,才變成今日的模樣。
發掘社會小議題及根本不前設議題
親子與夫妻關係,教育、醫療、環保以至於空巢老人問題,都同樣是社會議題,但沒有人會覺得是泛政治化。政治化本來沒有問題,但關鍵是政治化必然引起爭論,反而用一些大家都願意共同面對的小問題,讓大家開心見誠發表意見,尋求共識,效果會更好。好像很多北歐的「社區劇場」議題,帶出的可能只是年輕人利用劇場去討論,是否要離開家鄉及離島,進入大城市工作及生活的問題。通過劇場與藝術探索,他們自己更瞭解所處及出生家鄉的特質,怎至是大家共同通過藝術活動過程中,發展出大家對社區的歸屬感。
近年,台灣、韓國及日本有一個新潮流,就是由藝術家在政府資助下,進駐偏遠地區與當地的婦女及退休人士合作,共同製作戲劇及戲偶節目到學校表演,真正的目的是群聚,題目反而變得次要。讓這些團員可以共同交際,互相關心、鼓勵,彼此生活更有活力,對社區充滿希望,達到凝聚社區的效果。這些計劃,以小議題及特定服務對象為目標,使參與者過程中獲得精力發洩,及情感的滿足,因得到服務兒童觀眾的認同,而燃點生命的希望。香港其實很多傳統戲曲及舞蹈表演,十分吸引婦女及退休人士。他們樂意參與這些團聚式活動,很多時候只是渴求一種社交生活,退休人士更需要認同及朋友,如果認同的方向是他們服務社會所帶來的滿足感,而不是上台表演、精緻戲服及燦爛舞台的虛榮心,「社區劇場」的效果應該一樣顯著。台灣方面,屏東貓頭鷹兒童實驗劇團的媽媽團員們,正是很好例子。
政治就是生活,民眾劇場其實就是生活的劇場
政治一直是「民眾劇場」及「社區劇場」讓人負評及支持,產生兩極相反反應的原因,其實政治就是眾人關心的事,問題沒有什麼大不了,「民眾劇場」其實就是把關心的事,用創意的辦法表演出來。其實,我們的「社區劇場」及「民眾劇場」可能不是政治不足,反而是創意不足,又或者是接受不同想法的胸懷不足。「民眾劇場」應該不是非黑即白的政治表態,而是如雨後彩虹一樣,把光線化成不同光譜,大家可以各取所需,使劇場成為一個大家走在一起,不分彼此,找回真正自己的地方。藝術家在當中扮演的創意角色,就變得極為重要,通過創意點石成金,把 of 及 by 的劇場,進一步變成講述他們心聲,for 他們的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