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添強 6/10/2020
「好戲量」劇照
與香港未來新生代戲劇人談論到資助未來，總有一種唏噓及無奈感覺，原因就是出路不明確，資助制度不夠完善，以世界兒童青少年劇場（TYA）界為例，「老團」總要有責任提拔新進。在比利時法語區就有TYA，幾乎所有製作都與不同的年輕藝團或年輕藝術家合作，以老帶新。反觀香港，九大團除了CCDC之外，大部份還利用巨大資助與市場競爭，不單演出，連教育項目都大小通吃，小團當然難突破。就算不是Banky口中的所謂「邪派」，只要是年輕，在制度中就是困難重重。
街頭的教育劇場
與楊秉基講了很過去進行式，轉換一下方向講現下與未來，街頭線、劇場線、國際線，等三條戰線的未來，會如何發展？這些「社區戲劇」、「PlayForward 劇場」與另類表演劇場的出路又如何？其實，我心中有一疑問，林奕華過去一段長時間，反而在內地大城市文青、小茲女孩之中，受到熱烈歡迎，香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Banky與小觀眾
【S - 王添強 Simon；B - 楊秉基 Banky】
戲劇團體參與電影製作
S：聽說「好戲量」更有參與電影製作，可以講一下情況嗎？你覺得此項目，對你們有什麼意義？未來會否繼續發展？
B：好戲量參與電影製作，是好戲量十年計劃的其中一項。賴恩慈是2003年「駒歌」參與者，好戲量的宗旨是獨立自主，要獨立自主其實就是讓每個參與者的故事可以繼續自己書寫及發表下去。賴恩慈是浸大電影電視系的高材生，她要獨立自主就可以結合自己的專長。所以2003年定下的十年計劃，就有一項是賴恩慈要拍攝自己的電影，我們全力支持，然後賴恩慈可以離開好戲量。當然，我們是為每個人定下十年計劃，賴恩慈只是其中一個。
B：剛好藝發局在杜琪鋒入主電影小組後，盡情打破既有的資助制度，推出了「鮮浪潮」短片競賽。賴恩慈就導演了與我聯合編劇的「1+1」，最後得到觧浪潮大獎及IFVA公開組金獎，同時入圍超過三十五個國際電影節。如果我們只追求藝術發展局的戲劇小組資助，我們定必只有痛苦。相信資助是公眾資源，不是用來分給友好的，既然杜SIR打破了藝術發展局的缺口，評審也是國際級，我們就決定參加。
B：這是我們第一次從藝發局得到$40000資助。因為得獎，身處在邊緣的我們有機會接觸更多電影圈的朋友。有很多計劃在傾，但電影的製作費是那麼高，要順利開拍並不容易。如果順利，今年或明年會有兩套會開拍，但疫症影響下，可能又會推遲。
S：這樣，真的有點可惜，希望未來可以盡快順利開怕。
一個小型藝團的十年大計
S：這真是獨立藝團很好的機遇呀！可否講一下你們其他的十年大計？
B：正如上面所言，「好戲量」在一個邊緣的位置，所以可以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藝發局的資助有限，當任何藝團想擁有資助，就會很易被人一種搶餅仔、搶資源的感覺。2003年「駒歌」後，我們定下了十年計劃，盡做社區劇場、民眾劇場、戶外劇場、互動即興劇場，用十年時間去改變藝發局的資助結構。如果我們做十年也得不到藝發局的資助，那就放棄吧。如果得到，就是成功改變了這個地方的結構。
B：但為免給人定義為搶資源，所以我們定下十年計劃，除了是給好戲量，也是一個指標給其他藝團。正是這樣，我們定下了「戲劇重臨」計劃，我們要讓每一個劇作的生命週期加長。所以出現「陰質教育」十五度公演，由文化中心演出到伊利沙伯體育館，由自資演出發展成贊助演出。「吉蒂與死人頭」作為小劇場，靈活多變，先後四十度公演，演出超過四百五十場。「駒歌」每五年公演一次。
「吉蒂與死人頭」劇照
「吉蒂與死人頭」劇照
「吉蒂與死人頭」劇照
B：初時有人不明所以，就會說好戲量無資源所以要不斷重演，後來呢？大家見到好戲量的票房越來越好，又從來不需要叫票房告急，不同藝團的重演劇目就越來越多，而康文署也特意推出重演計劃資助。
S：當年藝團的確很喜歡票房告急，也很喜歡未滿座就加場，買了加場票才買回正場。後來，有更多藝團開始不斷重演的計劃。跨行業及跨地域應該是好戲量的計劃。
B：「戲劇重臨」外，我們相信國際線非常重要，將香港的作品衝出香港，絕對會加分。所以PLAYFORWARD THEATRE、「1+1」都會加分。至於對我事業及人生的影響及幫助，大概是讓家人及孩子，相信追求理想是值得。
一個藝術團體的領袖因此獲得十大傑青
S：原來你們經常重演是因為這個原因，但坦白講長期計劃下經典重演應該才是西方的常態。好啦！知道你更獲得十大傑出青年，那一年取得？你覺得你自己獲選有什麼理由呢？對你事業及人生有什麼影響及幫助？
B：我是2015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我相信是因為我的所作所為而令我獲獎。當然打破資助迷思是其中一項，大家都知道資助的影響力，但我們一直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我相信是一班社會賢達願意選我為傑青的原因。2015年當選，大概就是2003年「駒歌」開始的十年計劃總結，除了繼續窮之外，所做的大概是超額完成。
S：繼續窮，應該是除了九大團外，所有小型藝團正在超額完成的項目。不過有部分以億作資助計算的藝團，還是每日喊窮。他們可能不知台灣「雲門舞集」，每年只有約港幣一千萬來自政府的資助，就是香港九大團最少的一個團相約。
作品重演使生命力延長
S：講回正題，你對香港文化藝術制度，有什麼批評及想法？可以如何改善呢？
B：正如上面所言，好戲量在一個邊緣的位置，所以可以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藝發局資助有限，當我們想擁有資助，就會容易被人有搶資源的感覺。2003年「駒歌」後，我們定下了十年計劃，盡做社區劇場、民眾劇場、戶外劇場、互動即興劇場，用十年時間去改變資助結構。如果十年也不成功，那就放棄吧。如果得到，就是成功改變了這個地方的結構。
B：好戲量十年計劃中，其中一個指標就是有沒有成為其他藝團參考的對象。舉例說，制定政策的人通常都有懷習慣，就是成效指數，通常都是依據過去經驗而制定，這做成一種資助的迷思，以為必須要有新項目、新劇目才值得資助。當這情況發生在藝術資助，那反而影響了傑出的劇目及計劃誔生。因為每個計劃的生命週期變得極短，但戲劇就是最需要時間去沉澱。正是這樣，「戲劇重臨」計劃，讓每一個劇作的生命週期加長，出現「陰質教育」十五度公演，「駒歌」更每五年公演一次。
資助的出現與資助的缺點
S：後來，藝發局也給你們恆常資助，在那一年呀！
B：2011-2014年度，好戲量成為藝發局恆常資助藝團，讓我們更近距離接觸到資助制度的種種問題。2014年民間投票的藝發局增選委員比重多了，但好戲量反而在這一年離奇落車。這大概反映了資助制度都只不過是人治。聽說，當年突然落車的理由是好戲量的年資不夠其他劇團長，所以需要先資助比我們年長的劇團。但我們在2011年成為恆常資助藝團，原因是我們推動社區劇場、戶外劇場、民眾劇場、互動即興劇場 ，就是好戲量十年計劃的發展方向，獲得傑出成績而獲資助。
B：每次交計劃書是交三年計劃嘛，2013-2014已經清楚好戲量的三年計劃是什麼才會批資助吧！2013-2014年的所有藝評報告均是非常正面，有什麼原因可以在沒有先兆的情況下，突然以年資比其他團缺而停止撥款？這是架空了藝發局制定的審批員及藝評員制度，變相人治嗎？不是真正以他們自己制定的客觀指標作為標準，只會令藝發局繼續自甘墮落，不思進取。民選委員又不是藝術通才，每每去到其他小組開會，均以相關小組代表的意見為先，即使成為民選代表，最後成為藝發局的擋箭牌，間接變成幫兇。
B：如果藝發局真的只是決定論資排輩，藝術界只會出現更嚴重的老化及斷層。好戲量作為以八十後為主力的藝團，本來受到資助是讓更多年輕一代看到希望。資助制度變成人治，朝令夕改只會被新一代遺棄。今年的這場疫症不就是正正反映市民對藝術發展已經持放棄態度？一個看不到活力，看不到希望的界別，何來留住優秀的人才？現在連引起社會關注也不能。業界又多是自由身工作者，但竟然絕大部份人申請藝發局的少少$7500的補助也不合資格，這散播給大眾是一種什麼樣的訊息。年輕一代死心，票房繼續告急也沒有人願意入場支持。
S：對，如果有潛質的年輕人不入行，行業當然不易發展。
小型藝團面對資助政策的不滿
S：藝發局不是有藝評制度嗎？
B：藝發局既然設置了藝評員去觀賞恆常資助藝團，為什麼可以人治到一個點，將所有藝評報告置諸不理，明明是好評推介，可以完全不理？然後一句，要論資排輩就可以將種極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年輕藝團拉下來？人治只會令文化藝術的公信力越來越低。西九又變成沒有藝術經驗的退休高官俱樂部，西九究竟定位是什麼？作為香港推動戶外劇場的傑出藝團，有見西九那麼多戶外空間，提出合作計劃，卻遇上職員一次又一次的官僚對待，甚至用行政手段拖欠薪酬。
S：論資排輩？拖欠薪酬？果真如此，文化藝術在社會的公信力必然越來越低。
B：香港文化藝術制度只會越來越難改善，或許需要像杜琪鋒一樣，不介意受業界千夫所指的強者出現，令有關當局不敢不從，才會有半點希望。杜SIR令藝發局電影小組改變，甚至令到「鮮浪潮」發展成為一個獨立計劃，這的確是示範了強烈的承擔及遠見。沒有「鮮浪潮」帶動短片風氣，讓年青人得到發展機會及希望，又怎會有之後的「十年」，又怎會有一個、又一個來自「鮮浪潮」的年輕導演？
B：任何一個地方，何任一個界別都需要年輕人。
S：完全同意！年輕人、年輕的力量很重要。
你們對未來的想法與害怕
S：未來你最想做什麼？為什麼？
B：如果早幾個月前問我這個問題，我想我的回答是休息。實在太久沒有好好休息。但經歷了長期受疫症影響停工，我希望可以有好戲量2.0，好戲量3.0。又或發展好食量、好酒量、好HEA量。雖然做了很多事，又當選傑青成為所謂「成功」的指標，但還有很多遺憾。每每會想到如果當時點、點、點、點就好了，太多這些點、點、點、點了。
「好戲量」的劇照
S：未來你最害怕什麼情況會出現？對你、劇團及社會有什麼影響？你有什麼計劃去那影響控制到最低？
B：經歷過藝發局的人治，朝令夕改的日子。現在又不是靠資助生存，可以說是影響已經很低了。我不介意有強者去領導文化藝術變革，只怕換來只是賴皮文化藝術的人。觀乎香港現況，恐怕會有更多低處未算低的資助項目出現。然後，聽到受資助藝團會說什麼有資助「難道唔要」，「唔駛開飯」之類的反智說話。我怕，我真的怕出現這些現象，然後現象變成常態。如果相關資助僭建，例如要求每年要有一個普通話劇作，又或只是簡單列明需要「正能量」演出，各大藝團要問問自己是否接受。因為，當你接受，下一步可能就會變成普通話資助年，「正能量」也會受到各式各樣的愛國組織，指指點點。
S：如果，文化藝術真的被指點江山？藝術的力量將蕩然無存。
行業的力量
B：如果藝團是可以真的團結的話，應該要建立民間的文化局與及真正有力量的工會。藝發局受資助藝團給自己五年計劃，離開藝發局。真的要盡早把資源留給更年輕的一代，讓他們看到希望。五年時間絕對足夠受資助藝團轉營，如果他們有真正實力的話。我不知怎樣可以對我的影響控制到最低，但我會建議將所有劇團打散，變成百花齊放的合作，而不再是山頭主義。
B：還有一個身處邊緣的實質經驗，疫症期間，我得到電影界的工會支援不單是精神上的支持，還有實質的經濟資助。我已三度獲得電影界工會的資助，這絕對會養成一種歸屬感及責任感，會希望用自己微少的力量服務電影業。而香港的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更不限資歷，向所有會員發放$5000資助。我有幸是APA戲劇學院畢業生，有經濟能力的同門，提供了$3000的資助，這雖不是什麼救命錢，但絕對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工會可以向什麼方向走。
可笑的年代、可悲的年代
B：這是最可笑的年代，也是最可悲的年代。如果大家仍相信藝術有其社會價值的話，這一刻已經香港真正的存亡之秋，而不是藝團本身了。我們應該趁這個最壞的年代，以藝術連結各界，就像捷克89年，開放劇院讓民眾聚首尋找出路。我們未必有劇院，但我們絕對可以善用藝術的不同功能，讓民眾得到更多養份去迎接一個不能逆轉的時代。
S：如果要你做一句說話，形容一下香港表演藝術，你會想講什麼？
B：危在旦夕。
S：聽完了這句話，心情有點沈重。但已經是下午七時，在昏暗的天色下，Banky 的話一直在盤旋。同意與不同意並不重要，因為有選擇就是真理。接受與不接受並不重要，重點是香港文化藝術需要多元聲音。成功與不成功並不重要，關鍵是你的承擔。
Banky 講了他的承擔，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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