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添強 18/10/2021

陶行知是內地改革開放以來，最被推崇的國民教育家之一，雖然這個熱潮近十年已經有所淡化。但在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近三十年間，一直被內地官方鼓吹及研究的人物，「人民教育家」的名號，經常掛在各教育研討會講章之中。他大半生為二十世紀上半頁一貧如洗的中國教育事業，獻上一切。到今天依舊是開放改革以來，最多被華人學者研究、引述、推崇，並且經常被兩岸四地機構，借用進行教育事務發展的華人名字。 10 月 18 日正是他誕辰 130 年，或許是時候回顧一下，這一位偉大國民教育家的生平及理念。

陶行知是偉大國民教育家，終生為普及教育奮鬥。

百年前的教育界偉人

由於大部分從事「教育戲劇」的人，都會研習杜威的教育理念，少不免也會關注杜威的中國學生 — 陶行知先生。他的教育理念為什麼會引起我的好奇，首先是他對「普及教育」的執着與實踐。其次就是他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先進。這些概念就算在今天，依然非常前衛，他把老師杜威的「問題解決法」及「教育即生活」，還有哥倫比亞大學勞作科主任李查（ Richards ）老師，在 1900 年提出的「題目學習」（ project ），就是後來當代教育普遍重視的學習方法「專題研習」（ Project Approach ）。再結合中國當時的現實環境，創立更強調「做」（實踐）的加入，成為「教學做合一」理念。

這些概念，雖然至今已經被學術界作出很多改良，有很多不同的發展，但依舊是教育界先進及前衛的思考。而陶行知則是在二、三十年代，非常貧乏、困苦及戰爭邊緣的中國，沒有人力物力環境下努力去實踐理想的人物。並且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把生命奉獻出去，知行合一地行動起來。當然，還有第三點，就是他的「管教態度」。這樣就要跟大家講一個他的「四粒糖」故事。

杜威先生

陶行知先生

一個動人的正面教育故事 — 四顆糖

傳說當年陶行知出任校長時，看到一名男學生在圖書館門外正要用磚頭砸向另一個同學。陶行知馬上制止，同時指令這個學生去自己的辦公室。但他沒有匆忙去懲罰這個學生，而首先深入詢問其他人，了解事件始末，才回到辦公室。發現學生正在門外等他，便給學生第一顆糖說：「這是獎勵你的，因為你很準時，比我先到。」又給他第二顆糖：「這也是獎勵你的，我不讓你打人，你立刻停手，說明你很尊重我。」又給第三顆：「據了解，你打同學是因為他正欺負女同學，說明你很有正義感。」這一刻男學生已經泣不成聲，說：「校長，我錯了。不管怎麼，我用磚頭打人是不對的。」陶校長給他第四顆糖：「你已經認錯，我們的談話也結束了。」

如果在今天，陶行知一定是「正面管教」的 KOL

究竟這是真實的故事，還是只是陶行知借此來說明自己的教育理念，我們並不知道，但這包涵非常之正確的「正面管教」訊息，則是鐵一般的事實。首先，使事情暫停，不再惡化，深入了解事情始末。與學生對談時，信任學生，尋找學生的優點作為入手，打開缺口。將對錯是非清楚劃分，但不只是負面地針對學生錯誤行為。並且讚揚及承認對方的優點，接受對方的認錯，不累贅地長篇道理教訓學生。這不正是時下教育界推廣「正面管教」的大部分原則嗎？陶行知如果生活在今天的香港校園，極有可能是一位非常先進及前衛的好校長，教育界的 KOL 。他沒有就學生一時衝動的不當行為，毁滅一位學生的前途，或許這跟他的成長經歷有密切關係。不如我們先分享一下陶行知本人的兒童、少年的成長故事。

清末民初人民生活艱難。

寬容的教育環境讓陶行知走上教育家之路

陶行知生於 1891 年安徽黃山歙縣西鄉黃潭源村，父為貧窮教師。 1897 年，獲歙縣秀才方庶咸免費教授認字啟蒙。 1906 年，獲幫助入讀基督教傳教士唐俊賢興辦的崇一學堂，接觸西方科學文化知識。這兩個沒有被放棄，獲得被教育的機會，明顯對他人格成長影響很大。 1908 年，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因教會學校歧視非入教的學生，憤而退學。 1909 年，陶行知考入基督教美以美會在南京所辦的匯文書院，就讀預科課程。次年，匯文書院與宏育書院合併成「金陵大學」，他正式入讀金陵大學文科進修。就算站在今天香港，曾經投訴教會學校的人，也不容易在這環境之間好好再生活下去，更何況還是在清朝。這個教會辦學寬容的經驗，一定給陶行知四顆糖管教精神，打下基礎。

對於當時的百姓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

在校園盡顯他的才華，並且醉心於國家民主、自由發展的思考

陶行知在大學期間非常活躍，追求國家民主自由發展，立志為中國作出貢獻。曾任校內《金陵光》雜誌中文版主筆。 1914 年，陶行知從金陵大學畢業，畢業論文題為《共和精義》，討論中國能否真正共和，可見他對當時社會的關心。同年，陶行知赴美國留學，先入伊利諾大學攻讀，次年獲政治學碩士學位。當時官派留學生以外，就算是有錢家庭，也因巨額學費而有一定困難，作為一個貧窮家庭的子弟，能夠成功赴美學習，一定有過人非凡之處。1915 年，更入讀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受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觀點影響，開始建構他的教育理念。深信教育目的在民主，民主生活在教育。

其實當時美國也有很嚴重的童工問題，教育情況也不理想。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學者們，正以教育去改變人的命運，普及教育的理想完全感動陶行知。

教會當時在中國社會，扮演教育及福利事業的代理人。

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理論對陶行知影響深遠

1916 年，他獲孟祿博士（ Dr. Monroe ）推薦，獲利文斯頓奬學金（ Livingston Schoolships ）。 1917 年獲得博士學位的考試資格，同年受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郭秉文之聘，提前回國任教。 1919 年與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合力，邀請杜威來華講學，哥倫比亞大學及杜威的教學精神在內地廣傳，影響深遠，他的功勞應該不小。以教育的宏願，使廣大民眾從生活中解放，應該在他心中這一刻已經奠定。今天我們一部分教育事業，只着眼於精英階層的培養，以學校排名、升學錄取率、得獎數目、公開試名列前茅人數眾多為榮，應該不會是他會認同的事情。

哥倫比亞大學

一個與基督教結下不解之緣的教育家

同期 1916 年寫給羅素的信中，明確說明自己是一位基督徒，教育理念與信仰同時確立。陶行知曾坦言說受老師包文博士、亨克博士的指導，及深受詹克教授「基督教社會意義」的觀念所影響， 1903 年成為一位基督徒。或許，他對基督教辦學精神的價值觀，特別是普世價值的平等參與，充滿期盼，確立他日後對農民及低下階層，進行全民教育的決心。

清末民初，教會在宣傳上，其實並不高明，與本土文化有很多衝突。

在困難環境下，陶行知把生活化作學習空間

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理論，強調生活內容博大無比，變化多端，日新月異，是流動而不斷改變，而且十分全面，有利接受教育的人士，可以有「終身學習」的機會。「在生活裡找教育，為生活而教育」的觀念明確，主張「社會即學校」。

說到這裏，就要先講一個故事，抱歉因時間久遠，已經忘記了故事主人翁老師的名字，話說這老師七十年代從澳洲回港，留學研讀經濟學科苦無就業機會，只好暫時在一間女校任教預科班。由於於暑期過後才匆匆上任，沒有好好備課，第一課不知如何教授學生，臨時隨便請學生翻開是日的英文報紙撕走經濟版，按當日的國際及本港新聞進行分組討論，研究購買什麼板塊的股票會有上升機會？說明當中的原因。這個想法與大家過去學習過的經濟學科理論，又有什麼關係？因為這種教學方法，使這位老師成為當時的一位中學名師，或許這就是生活教育的最佳例證。

民國的教育。

在美國生活的經驗使陶行知明白教育對社會發展的重要。

基督徒，還是基督教精神的教育家？

陶行知的名字與他的精神導師杜威一樣，在冷暖之間反映內地政治思潮的高低起跌。一直以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討論，就是他是否「基督徒」，還是只是教育理念隱藏著濃厚基督宗教教育精神，終生不變？理論上，信仰本來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為何這麼多討論呢？二戰前，就是他在生之年，在內地那些「多一個教徒，少一個中國人」的言論，對中國知識份子可能真正有巨大壓力及影響。 1946 年陶先生不幸過身，到 49 年後，生活在內地的兒子堅稱充滿基督教生活習慣的爸爸應該不是信教，對我們去理解這位前半生一直與基督宗教打交道的教育家，內心充滿各種疑惑。他究竟是一位隱形信徒、名不符實信徒、臥底信徒，還是變節信徒呢？還是環境比人強的結果呢？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中國同學會。

原來要達成理想，宗教自由都要被犧牲

香港有教育界朋友力證他是基督徒，更有學者堅決反對。其實，陶行知是否基督徒，理論上只是他個人的事情，反而他的教育理念，是否擁有基督教精神才是關鍵，及是否對今天普及教育有一定啟發與影響，才最重要。陶行知在生之時，可能避免「教育理念」因個人的「宗教信仰」而影響，受到障礙，所以隱藏自己的信仰。還是他曾經一度是基督徒，後因社會及環境而思想有所改變，只保留基督宗教辦學精神，普世博愛的理念，而非基督教體制下的信徒。二、三十年代國內的形勢，特別是反對西方基督宗教霸權的思潮下，加上愛國主義的膨脹，把基督教視作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符號，給陶行知的確帶來非常大的顧慮及影響。

教會如何本土化，也敵不過社會上很多對教會不公的輿論。

當時社會上愛國主義膨脹，遮蓋了很多人的眼目。

對民國時期的教育發展舉足輕重

1917 年 8 月，陶行知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聘，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提前回國，主講教育學、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 1917 年底，與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主張推動教育改革。 1918 年 3 月，出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同年5月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教育專修科，陶行知出任教育科主任。 1919 年，與劉伯明等組織南京學界聯合會籌備會，同年當選為會長，作為南京高等師範教育代表，參與新教育改進社。

1919 年 2 月，發表《教學做合一》，同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為全國教育界所採用。 4 月，發表《第一流的教育家》，率先提出創造精神的教育思想。 1920 年夏天，舉辦第一次暑期學校，為中國高等學校開辦暑期學校之始。 1921 年 11 月從事全國教育聯合會「中國新學制」起草工作。 1922 年參與《新教育》月刊工作，成為主編，應該是二十年代中國教育界的軸心人物之一。

教會一直扮演中國清末民初教育事業的重要角色。

放棄安穩的生活，致力於低下階層普及教育的使命

1923 年 7 月，致函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於 1921 年改組的國立東南大學代理校長劉伯明，辭別東南大學，專心中華教育改進社工作，擔任總幹事。參與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他的作為，應該可以說明他對教育的心志，就是全國掃盲及普及教育工作的開展。任安徽旅寧同鄉會、同學會在南京辦理的安徽公學校長。 1924 年，陶行知以英文發表重要論文「 Education in China 」。

陶行知的英文著作「 Education for Life 」。

不但身體力行進行普及教育，並且就普及教育的師範訓練工作作出巨大貢獻

1925 年 3 月，還創刊了中國第一份專為農民發行的報紙《農民旬刊》。 1926 年，在其創辦的明陵小學召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鄉村教育聯合研究會」上，宣讀《我們的信條》論文，提倡「生活教育」的理念。 1927 年，在南京北郊曉莊創辦曉莊師範，開展普及教育的師範工作，很多學生都成為日後中國教育界的棟樑。 1930 年 4 月，曉莊師範被查封，他逃往日本。 1931 年春，陶行知回國，在上海先後創辦「山海工學團」、「報童工學團」、「晨更工學團」、「流浪兒工學團」等，繼續他的全民教育事業，抗戰期間也沒有停止，一直以仿佛宗教般的熱盛，執行普及教育使命，直至 1946 年安息為止。

近代教育理想的研究，多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

陶行知理念近年重新被重視，與改革開放的政治需要有密切關係，不一定因為純粹欣賞他的教育概念。可能基於七十年代未內地想打破當時被封鎖的情勢，解決文革後的嚴重經濟問題，於是曾經飽受內地嚴厲批評的陶行知，重新獲得評價，死後多年也能再次踏上歷史舞台。八十年代初，內地的研究大多都帶有強烈的官方需要色彩。後來在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下，才有進一步對陶行知的人生觀、哲學觀、教育觀、宗教觀，各方面更深入的發掘及研究，他的超前教育觀念，才普遍被華人學術界所肯定。

二十一世紀初，陶行知的名字成為教育研討會的常客。

宗教信仰及出身的背景，真的會窒礙教育理念嗎？

陶行知的基督徒身份至今一直是個謎團，一直在學術界爭論不休。明顯與他的宗教信仰沒有直接關係，只是由於政治氣候需要，而作出誇大或壓抑的論述。很多學者害怕陶行知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會影響到他們在內地普及教育理念發展的機遇，破壞寬鬆的教育環境氣氛。如果，陶行知是基督徒的身份被肯定，教育理念就有可能會被愛國人士認定為失去純粹性，而遭到唾棄。民國時期的陶行知是否也懼怕自己基督信仰如果被彰顯，會導致自己普及教育理想會被埋葬，影響中國的教育發展呢？生為當年社會上的頂尖知識分子，宗教信仰也有這麼多顧慮，真使人莫名的心痛。

用行動去實踐學習，用學習的需要帶動教學內容

1927 年，在南京創辦曉莊師範時，陶行知強調教育就是通過「做」達至學習的過程，行動生困難，困難生疑問，疑問生假設，假設生試驗，試驗生推斷，推斷生行動，周而復始，無窮無盡。用行動去實踐學習，而學習需要帶動教學內容的發展，至今依舊具革命性。陶行知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與教育態度，到今還很值得我們借鏡。他的方法與英國在戰後利用「教育戲劇」元素，在虛擬環境當中通過「行動學習」，應用在基礎教育概念上，可以算是異曲同工、不謀而合，只是做的動作，是否擁有戲劇元素而已。或許，我們是時候真真正正，好好地研究陶行知的先進理念，在困難重重環境下，進行教育發展工作。

陶行知以宗教的熱誠，去推廣低下階層的普及教育，理念的先進值得我們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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